神武元年的进士们为即将到来的下放而奔波劳累，着实是辛苦。

　　说实在的，若不是没有选择，大部分的进士绝对愿意留在长沙府，而不愿意去往地方任职。

　　或者说，在唐朝，以及整个五代时期，大批的钱粮输送到了京城，经济繁华，而其他地方，也是军阀混战，藩镇割据，百姓和官吏们更愿意待在京城，至少安全些，繁华些。

　　如同东京汴梁，被劫掠了一次又一次，但由于运河的四通八达，很快就吸全国血而复苏，所以百官们情愿待在京城低官，也不愿去地方任高官。

　　北宋时，甚至有的官吏为了留在京城，不惜杀害父母。

　　扬一益二，已经虚妄了。

　　安史之后，朝廷对于地方控制变弱，有才华的人都想留在京城或畿内为职，稍远点地方都不愿意前去。

　　当官的，开始嫌贫爱富了。

　　时至今日，许多县的县令只知吃喝玩乐，亦或者由流外胥吏充当，征敛刻剥百姓，偏远地区的更是大批缺员，导致朝廷控制力不足。

　　比如，南汉，好几年才录取十几个进士，要么是宰相，要么是高官，地方官吏谁担任？

　　一者为胥吏，他们世代盘踞地方，盘根错节，势力极大。

　　二者，门荫举荐，高官的亲朋好友，门客族人，充斥地方，有背景，有资源，他们反而是最多的。

　　当然，父死子继，兄终弟及也是有的。

　　罢免他们，李嘉毫不迟疑，即使让地方停滞也在所不惜。

　　此时不同明清时代，科举还不是主流。

　　让通过科举，知晓忠义，有文化的通经义的进士们，去到地方，虽然贪墨是免不了的，当然要比这群人相对好得多，多多少少还是能做点事的。

　　哪怕十中有一，也是不无裨益。

　　县令，自古就有百里侯之称，他们才是真正的亲民官，进士们本就是外来者，他们行事无所顾忌，直接听命于朝廷，对于地方而言，是一种很好的制衡。

　　让进士下放地方，这还是唐以来的第一次，进士们很慌乱，这是理所应当的，观政两年，哪里懂得地方？

　　但，不去地方，就只是纸上谈兵，执政都是虚妄的。

　　“陛下，至九月，全国共有五百七十五县，其中，挂印而走者，七十有八，年过五十者，一百六十九人，若是加添上转运使衙门，判官，巡检等，差额总数超过五百！”

　　新任的吏部尚书乃是曾经的右侍郎，名冯楚文，为数不多的湖南人，也是长沙府人士，有鉴于其清廉的背景，所以被留任，是朝廷上为数不多的湖南高官。

　　毕竟，大部分的大臣，都是皇帝从岭南带过来的。

　　“如此看来，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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